近日，美國FDA腫瘤藥物咨詢委員會（ODAC）經討論投票，最終以14:1的投票結果支持FDA的提議：由信達生物/禮來的PD-1抗體信迪利單抗用于聯合培美曲塞和鉑類化療用于非鱗狀非小細胞肺癌一線治療的生物制品申請許可（BLA），需要補充更多的臨床試驗數據，以證明該藥在美國患者人群和美國醫療實踐中的適用性。

這件事引起了制藥界的廣泛關注。除了關于臨床試驗設計中，單一中國數據是否符合美國醫療實踐、與FDA的溝通交流以及臨床終點設定等核心問題的討論，FDA 在ODAC上還引用了《英國醫學雜志》（BMJ）在2016年發表文章的表述：“調查發現80%的中國臨床試驗數據有欺詐性”。

這一公開指責令姚晨教授等國內眾多學者非常痛心。日前，研發客專訪了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醫學統計室主任、北京大學臨床研究所副所長姚晨教授，請他談一談對這次美國FDA重提中國數據造假的看法。在姚晨教授過去6年以來的觀察中，中國藥監部門和臨床研究學者為保障數據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開展了哪些工作？我國的臨床試驗數據質量是否有實質性提高？

姚晨教授是我國為數不多的臨床研究方法學專家，他精通臨床醫學、生物統計學、流行病學和循證醫學等等學科。2018年，姚晨與北京大學臨床研究所閻小妍、董沖亞等針對2016年BMJ發表的新聞報道，撰寫了觀點文章Protecting the accuracy clinical data in China（《保障中國臨床試驗數據的準確性》），并在線發表在BMJ網站上。

在此短文中，他首先提到了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CFDA）在2015年7月22日，發布的《關于開展藥物臨床試驗數據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j（2015年117號）（下稱“722公告”）， “722公告”給予申辦方自查核查的機會，可在不受進一步嚴厲處罰的情況下撤回藥品注冊申請，或提供改善數據質量的時間窗。截止到2015年底，在1622個藥品注冊申請受理號中,有超過80%的申請被要求撤回進行自查。因此，BMJ新聞稿中以此“80%的中國臨床試驗數據有欺詐性”作為吸引眼球的標題是不妥的。實際上“722公告”也是我國臨床研究監管的分水嶺標志。原CFDA審核查驗中心（CFDI）啟動了對研究數據的專項檢查，并在此次專項檢查之后，將基于風險對藥品上市注冊研究進行常規檢查成為常態，“溯源”、核查原始數據成為研究者、申辦者、監管機構對于研究數據質量眼中的重中之重。

在姚晨教授看來，中國臨床試驗數據質量自2016年以來，已發生了可喜的變化?！?22公告”發布后，中國藥監部門以最嚴謹的標準、最嚴格的監管、最嚴厲的處罰、最嚴肅的問責（業內俗稱的“四個最嚴”）為監管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出臺系列法律法規，強化對注冊申請的現場檢查，盡最大所能保證在我國開展臨床試驗的質量。

2017年6月19日，原CFDA正式加入國際人用藥品注冊技術協調會（ICH），成為其全球第8個監管機構成員。這意味著我國藥品監管部門、制藥行業和研發機構，將逐步轉化和執行國際制藥研發生產的最高技術標準和指南。

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Good Clinical Practice， GCP）要求研究者應當確保所有臨床試驗數據是從臨床試驗的源文件和試驗記錄中獲得的，是準確、完整、可讀和及時的。源數據應當具有可歸因性、易讀性、同時性、原始性、準確性、完整性、一致性和持久性。

2021年9月，為進一步優化我國臨床研究規范管理舉措、促進臨床研究創新積累經驗，國家衛健委還正式發布了《醫療衛生機構開展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管理辦法(試行)》。辦法指出：“醫療衛生機構應當建立臨床研究源數據的管理體系，實現集中統一存儲，保障臨床研究數據在收集、記錄、修改、處理和保存過程中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規范性、保密性，確保數據可查詢、可溯源。”

“一系列組合拳下，中國的臨床試驗數據從標準、監管以及處罰問責三個方面大幅提高了要求。與此同時，藥廠、CRO和臨床研究機構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技術，緊繃了質量這根弦。由于國家對臨床試驗造假零容忍，加之嚴格的監管和高昂的違法成本，蓄意的數據欺詐已幾乎不可能了?！币Τ空f。

早在2018年BMJ在線發表的觀點文章里，姚晨教授團隊就指出，“源數據”是臨床試驗質量問題的癥結所在，并首次提出了保障中國臨床研究源數據質量的具體解決方案。

由于醫院信息系統中的電子健康記錄（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EMRs）并非為臨床研究設計和服務的，EMR中涵蓋大量的敏感信息，醫院很難單獨授權醫院外部人員直接訪問這部分電子化源數據，用來進行臨床試驗的源數據核查，也難以提供數據傳輸接口將EMR數據直接傳輸至第三方的臨床試驗數據采集系統中。

因此，目前的常規操作還是將電子化的EMR打印簽字作為紙質源數據溯源使用。同時這部分電子數據打印出后還需要進行人工轉錄至臨床試驗數據采集系統。這種落后的紙質源數據采集流程操作繁瑣，且數據準確性、可溯源性難以得到保證，也容易產生漏洞。

姚晨教授指出，進一步提高我國臨床研究數據質量的核心環節在于，推進臨床研究源數據的電子化。建議在醫院信息中心建立獨立的電子化臨床研究源數據平臺，一方面可以將臨床研究涉及的電子病歷（EMR）數據同步存儲至該平臺，一方面可以整合隨訪等臨床試驗特定的隨訪數據收集，這樣臨床試驗涉及的源數據都以電子化源數據形式整合至該平臺。從而在根源上回避了紙質源數據在收集、整理、核對、溯源檢查上的缺陷。

2019年5月起，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一系列真實世界證據支持藥品、醫療器械研發和審評相關指南。同時，海南博鰲樂城作為臨床真實世界數據試點工作開展。其中，所有指南提及對于利用真實世界證據產生的真實世界證據源數據提出了明確的質量和溯源要求。

基于該設想，姚晨教授團隊結合多年臨床研究的實踐，滿足上述政策法規對于臨床研究數據采集的要求，以真實世界數據采集和治理作為突破口，將當年的設想初步落地——與博鰲樂城臨床研究中心和杭州萊邁醫療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了創新型電子源數據記錄（ESR，eSource Record）工具。并在《中國食品藥品監管》上發表的《真實世界數據采集、治理與管理的一體化解決工具研究》文章中揭示了ESR工具研發的探索過程。

姚晨教授表示，令人欣慰的是，2022年2月8日，國家衛健委就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10294號建議答復稱“國家衛健委高度重視國家健康醫療大數據服務，正在研究建立全國統一的電子健康檔案、電子病歷、藥品器械、公共衛生、醫療服務、醫保等信息標準體系，并逐步實現互聯互通、信息共享和業務協同。”這意味著，我國從前限制臨床研究源數據電子化采集的壁壘即將被打破。

近年來，越來越多我國自主研發或與跨國制藥公司合作開發的新藥走出國門。同時，中國作為重要的臨床研究中心，參與了大量的國際多中心臨床試驗，開展的臨床研究數據質量有目共睹。

“盡管信達/禮來的研究由于人群代表性等原因未能支持用于直接境外上市申請，但如果僅基于一篇2016年理解片面的新聞報道，就否定我國近年來臨床研究數據質量，這是錯誤的?！币Τ拷淌谡f。

在他看來，美國FDA這次的提法無論對中國藥監還是臨床研究行業，都是一次警醒，FDA通常會考量研究項目之前是否接受過FDA對臨床試驗數據的核查，因此，國內臨床研究從業者以后需加大注意。同時，國家藥監局或可更加系統化地定期披露臨床試驗現場核查質量和數據，制定年報，使整個行業能從具體的質量缺陷案例中吸取教訓，更好提高中國臨床試驗質量。

未來，提高中國臨床試驗機構、研究者和研究的水平和聲望，讓世界了解中國的研究者，信任中國的臨床試驗，是今后一段時間中國臨床試驗研究者職責和使命?！跋嘈旁诒O管部門和臨床研究學界、業界的努力下，中國臨床試驗研究數據質量將繼續穩步提升?！币Τ拷淌谡f。